那一次北戴河會議直接導致了大饑荒

Updated: 2020-08-09 04:40:31

所謂「貴州事件」,就是發生在1959年冬1960年春餓死上百萬貴州農民的惡性事件。遵義專區是重災區,又是在遵義縣的板橋發現並揭開的,所以又稱為「遵義事件」。就縣份而言,金沙、湄潭最嚴重,又因封鎖不嚴漏到中央去了,是無法隱瞞的重災區,所以又稱為「金沙事件」「湄潭事件」等。

其實,餓死人是全省性的,除了金沙、湄潭嚴重外,遵義專區的遵義、桐梓、綏陽、正安、赤水,畢節專區的畢節、黔西、大方、水城、織金,黔東南的鎮遠、黃平、劍河、麻江、從江、丹寨,銅仁地區的思南、沿河、石阡、德江、江口,黔南的貴定、都勻、三都、甕安、望謨、羅甸,都很嚴重,貴陽市郊縣也有,唯獨安順地區好一點(安順的普定縣也很嚴重),因此應是「貴州事件」。但只說成「遵義事件」,這就是怕暴露全省的情況。1964年「四清」整周林時曾經揭露周林說過:「要說成『貴州事件』,那我們省委咋辦?」所以,將「貴州事件」說成是「遵義事件」「金沙事件」「湄潭事件」,目的是保省委過關。

北戴河熱浪掀天,貴州省大幹快上

1957年11月份,貴州省召開有區委書記參加的「四級幹部會」。會上,江口縣提出1958年平均畝產600斤的「挑戰書」。當時就有興義縣委書記孫永錫向大會保證畝產800斤「應戰」,完不成任務可以摘去「烏紗帽」。大躍進的風在會上吹得十分強勁。1958年元月,畢節地委書記孟子明到金沙,要金沙縣搞成「千斤縣」。

隨大躍進運動的開展,各省競相「發射」糧食高產衛星。貴州省沒有放出高產衛星,但是,省委書記處書記苗春亭叫金沙縣宣布為千斤縣。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估計,1958年的農業生產大躍進,將使糧食作物的總產量達到6000億斤~7000億斤,比1957年增長60%~90%,全國人均佔有糧食達到1000斤左右。棉花將達到7000萬擔左右,比1957年增長一倍以上。會議認為我國的農業和糧食問題已經基本解決,「全國的省和自治區黨委的第一書記,從現在起,就必須首先注意工業的領導,但是同時不應當放鬆農業的領導」。

根據北戴河會議精神,貴州一下子上了許多項目。

躍進的都勻會議

1959年初夏,貴州省委在都勻召開會議,制定糧食生產計劃,計劃產量為160億斤,是1958年實際產量110億斤的150%。到會的地委書記專員們都叫困難。省委第一書記周林說:「媽的,產量不能退了……越說糧食越少,全省150億斤定了,你們退我不退了,我頂著……」,就這樣通過了躍進的1959年糧食生產計劃。

這是一個量出為入的計劃,因貴州上了那麼多企業,轉了許多農業人口到城市工礦,增加了糧食供應壓力,非要那樣高的糧食收成才能滿足城市供應,當然是一個美麗的畫餅。

將糧權收歸省委

1958年秋後,因認為糧食已經過關,多得吃不完,政府號召「敞開肚皮吃飯」「吃飯不要錢」,浪費了一部分糧食。

9月,鋼鐵元帥上馬,農村的青壯年男女大鍊鋼鐵去了,沒有人收割莊稼。負責鋼鐵生產的副省長趙欲樵說:「為了鋼鐵在所不惜。」於是各級官員都不重視秋收。參加收割的僅僅是老弱病殘和婦女兒童,直到第二年春天田裡還有沒有收割的穀子。至於紅薯豆豆,爛在田裡的比比皆是。所以,1958年是豐產不豐收。儘管如此,1958年也是當時貴州歷史上特大豐收的一年,糧食總產達到100億斤~110億斤。

「敞開肚皮吃飯」和大鍊鋼鐵的高消耗糧食疊加,到年底,所收穫的糧食就所剩無幾了。到春天青黃不接時節,公社大食堂就半開半停了。停火的食堂叫農民回家自找活命辦法。這時,湄潭縣黃家壩就有農民剮行道樹(梧桐)皮用以充饑。遵義的蝦子、南白也有,我家(湄潭的抄樂鄉)也在那時剮過枇杷樹皮。

這時,遵義地委動用1.3億斤國庫糧救災,按全區人口平均每人36斤,基本上避免了餓死人的災難事件發生。在救災問題上,遵義地委書記李蘇波還是很有作為的。

都勻會議後,省委書記周林視察銅仁、遵義路過湄潭,見到了被剮去皮的梧桐樹,就在遵義批評地委書記李蘇波,說「剮樹皮就是剮我周林的臉皮」,是階級敵人破壞。

周林並沒有調查為何有人剮樹皮。

當得知遵義動用了國倉救災之後,周說:「今後誰動我的倉就砍誰的爪子。」並要遵義將已經下發的糧食歸還國庫。這就事實上剝奪了地委書記在救災上的糧食支配權,也事實上造就了地方黨政要員在救災上的惰性和不作為。

廬山會議的「左傾」恐怖政治推高徵購指標

廬山會議於1959年7月2日在廬山舉行。到7月10日毛澤東講話後,會議即將結束。彭德懷認為會議沒有解決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根本措施,於是於7月14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談到要從思想根本上糾正1958年以來的急躁冒進、浮誇風等問題。毛澤東就以這封信為依據,將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打成「右傾反黨集團」「軍事俱樂部」。

廬山會議期間,省里由省委書記處書記苗春亭在花溪召開地委書記會議,落實秋糧徵購計劃。分配的指標都很高,地委書記、專員們都不接受,「情緒十分激動,會開不下去」。苗春亭就打電話給還在廬山的省委書記周林。周林說:「現在,我們是『右傾』思想在作怪。」苗春亭就組織反地委書記、專員們的「右傾」。被反「右傾」後,「大家就灰心了,就不再討論這個問題了。就說:『你分吧』」。結果就按都勻會議的估產數分配徵購指標。在會上,主管糧食的副省長徐健生提出:「糧食入倉要邊收邊入,要先下手為強,不要讓糧食留在『富裕農民』手裡。」

任務是,遵義專區:浮誇數40億斤,實際產量17億斤,分配徵購10.4億斤~10.6億斤,實際徵購率60%;全省:浮誇數150億斤,實際產量90億斤,徵購40.2億斤,實際徵購率44.67%。而1957年是:實產107億斤,徵購27.2億斤,實際徵購率為25.42%。1959年比1957年超19.25%。1959年的徵購數是1957年的147.79%。

茲將1967年貴州省糧食廳統計處長謝兆生提供的、1953年—1961年糧食徵購流通情況列表如下。

(原註:1958年報150億斤,落實110億斤;1959年報160億斤~170億斤,核實90多億斤。)

1959年8月16日,廬山會議結束,周林回到貴陽。8月底9月初,貴州省委在貴陽召集全省(省、地、縣)三級幹部會,傳達廬山會議精神。主要傳達批判彭德懷。同時,仿效廬山會議的模式,將常頌(省委副書記,當時已去世。主要抓住他一句話:「社會主義改造,條條鞭子都打在農民身上。」)、夏德義、李庭桂(省財貿辦主任)打成「右傾反黨集團」。

在這次「三干會」上,省委書記周林點名批判開陽縣委:「開陽有個辦公室主任,來了沒有?你膽子不小,寫信到中央告市委。」在會議上鬥爭開陽縣委書記朱庚申、謝光一和縣委辦公室主任尹振環二十餘天,將他們打成「朱謝尹反黨集團」,作為全省示範,布置各縣把縣委班子排排隊,在縣委一級打「右傾反黨集團」。遵義地區的湄潭縣,將縣委副書記王春志打成「右傾反黨分子」。全省一共打了43個反黨集團。周林在廬山受到的恐懼震撼變成了全省各級官員對周林的恐懼震撼。

「左傾恐怖政治」弄得人人自危,心情十分緊張。在「左傾恐怖政治」氣氛造足後,周林不失時機地布置「在國慶節前完成徵購任務、向國慶十周年獻禮」的指令。

回到縣裡,各縣就積極組織入倉。國慶節前,大部分縣完成了徵購任務的80%。高山地區糧食晚熟,國慶節前入不了倉,遵義、畢節等地區,又布置平壩地區為高山地區代入倉。這樣一來,平壩地區將糧食全部交了也沒有完成任務。

由於對「左傾恐怖政治」的恐懼,各級官員對「入倉」指令執行得非常堅決,不敢有半點兒虛假。

將糧食徵購指標布置下去以後,周林就到息烽溫泉區「養病」去了。

反瞞產與捉鬼拿糧

1959年2月22日中共中央轉發廣東雷南縣反瞞產私留的經驗。貴州省也開展了反瞞產運動。

1959年10月份,全省總體上完成80%後,入倉進度就慢了。貴州省委於1959年11月初召集地委書記會議,布置反瞞產,催促入倉。

遵義地委書記李蘇波從省里回來,馬上召集縣委書記會議,名義是「人民公社分配會議」,實際是一次向縣委書記們追逼徵購任務的會議。會上,李蘇波點了息烽的楊靜山(那時息峰縣屬於遵義專區)、赤水的王臨池等的名,說他們完成徵購任務很差。又點了遵義縣的程耀華、湄潭的王卿臣,說「你們差20%就不得了,等於人家一個縣的任務」。

根據省委反瞞產精神,各縣組織反瞞產,湄潭縣於11月20日左右召開五級幹部會反瞞產。這就是1959年貴州省反瞞產運動的第一波。

反瞞產的主要手段就是捆綁吊打。

湄潭縣的反瞞產,當時的湄潭縣委農工部長蔣明芳描繪說:「在這場反瞞產和反盜竊運動中,動用的酷刑就駭人聽聞了。有割手指、縫嘴巴、用鐵絲穿耳朵和穿腳後跟、點天燈、猴子搬樁、打破頭楔、吊鴨兒浮水、拖死豬,火鉗燒紅了烙嘴巴,甚至槍斃活埋等,實在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群眾背地罵我們有些幹部是『劊子手、殺人犯、活閻王、國民黨、美國佬』等,影響十分惡劣。在反瞞產運動中,據統計,全縣被活活打死的一千三百二十四人,被打傷致殘的一百七十五人。」(蔣明芳,《沉痛的歷史教訓——記「湄潭事件」始末》,原載《湄潭文史資料》第十輯,湄潭縣政協1999年)

而貴陽市的開陽縣是這樣堅決教育的:「為了達到主觀所要求的產量數,在核實產量和反瞞產鬥爭中,全縣普遍出現了捆綁吊打,翻箱倒櫃等違法亂紀現象。去冬縣裡開大會,會上用捆、吊、、打等就逼死了三人,全縣共逼死37人(大部分是中貧農)。」

全省各縣都用捆綁吊打對付「富裕農民」,務在挖出他們的糧食。

下級應付反瞞產運動的手法就是造假。

湄潭縣的反瞞產現場會是這樣的。「緊跟形勢的副縣長、綏陽公社黨委書記容鏡在會上報反出瞞產1200萬斤,得到縣委表揚。縣委派車將綏陽公社的幹部送回公社,布置反瞞產現場會。現場會上,反出來的糧食看起來是滿倉滿倉的,實際只是面上薄薄的一層,下面墊的是穀草」。

第一波反瞞產運動收穫不大,於是進行第二波反瞞產運動——「捉鬼拿糧」。

1959年11月底,副省長徐健生從織金、金沙轉到遵義,推廣織金縣「捉鬼拿糧」的經驗。「捉鬼拿糧」事情的起因是,三個農民藏了一些糧食在山洞內。後來,其中兩人怕第三人告密,就把他殺了。被殺的是貧農,事連階級鬥爭。事情敗露後就交出了糧食。這一事件正好說明:「沒有糧食就是有人在搗鬼。捉住了鬼就翻出了糧食。」

1959年12月3日,省委召開電話會,全面推廣「捉鬼拿糧」經驗,在全省再一次掀起反瞞產運動。而這時,全省各地餓死人已是慘況空前的了。此後的兩個月,全省各級黨政官員不救人,而是以「捉鬼拿糧」為中心的反瞞產。

省、地委官員們堅持一個信念,群眾手頭有糧食。而且不是少,是有很多,只是被「富裕農民」藏起來了。反出了糧食,安排群眾生活綽綽有餘。於是,省委由書記處書記苗春亭和副省長徐健生出面,規定舊曆年前不開倉供應回銷量(糧食往農村銷售叫回銷),同時規定「以反出來的糧食安排群眾生活」。

雪上加霜的「五、五、二」

1960年1月,在死人最嚴重的時候,西南局書記李井泉在成都召開省委書記會議,推廣四川省的「五、五、二」,從政策上規定農村口糧標準,貴州省委書記周林與會。省委書記處書記苗春亭說「他回來就傳達這個」。1960年元月17日,畢節地委書記在向縣委書記傳達時還貪污了政策,改「五、五、二」為「四、四、二」。

所謂「五、五、二」,第一個五就是五兩糧食(十六兩制),第二個五就是五兩代食品,或曰澱粉,二就是二斤菜。其實都是空的,五兩糧食要反瞞產反出來才有,五兩代食品例如蕨根是好東西,要有力氣自己去挖才有。當時農民瀕臨死亡,哪有力氣去挖呢?有些人家連菜也是缺的。

等待救星解救等死了自己

1950年土改,毛澤東給占農村人口70%的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分了土地,建立了很高的威信,農民對毛澤東的信賴達到狂熱、迷信的程度。對於秋後的高徵購,農民認為是「下面的幾爺子背著毛主席乾的。只要毛主席知道了,是不會饒恕他幾爺子的,會來解救我們的」。

在缺糧時,農民天天等上面發糧,等毛主席來解救。而且不時傳出「要發糧了」的傳言或謠言、自慰之言,以及昏眩時的幻聽,給人以令人炫目的期盼。當知道政府不會發糧、想到要去挖蕨根時,已是沒有力氣去挖蕨根了。1959年10月底,我從中學回家要伙食錢,就提議父親去挖蕨根。父親說,我哪有力氣去挖呀!如果早知道不可能有救星來解救,如甲子、乙丑年那樣趁還有力氣的時候自找出路,貴州滿山遍野的蕨根,哪裡又能餓死那麼多人呢?

而我們的官員則諱言救災。說救災,就是對「大躍進」的懷疑與污衊。畢節地委書記孟子明就說:「……生產自救,如是荒年這是個好辦法,但我們不是荒年……有的是個別的有災……」,這就從政策上堵住了自救之路。

對政府政策不加審視的信賴,是農民在政治上的愚昧與懶惰,是將生存權拱手讓給了政府,這是餓死他們自己的重要原因之一。

吳實戳破驚天慘案

1960年2月8日,副省長吳實在遵義縣的板橋發現餓死人後,意識到是全省性的,就打電話給省委書記周林。到桐梓縣後,桐梓縣還在開黨代會組織反瞞產。吳實和何林將這個會改成了桐梓縣的救災會。

吳實將餓死人的惡性事件向省委周林報告後,省委採取了救災措施,開倉發糧。2月份是每人每天半斤,3月份是十二兩(十六兩制),死人事件得以遏制。由於下面冒領糧食(將餓死了的人也說成還活著),各地不乏農民吃飯被脹死的傳聞。

農民無糧的時間,最嚴重的地方是從1959年10月15日左右開始的(例如湄潭縣永興區任家橋農民陳安科所在的隊和湄潭縣抄樂公社水米隊),直到1960年的2月8日以後一兩天為止,時間長達110天以上,好點的隊也不低於60~80天。

全省餓死多少人

1960年2月8日,副省長吳實將事件捅開後,就像打開閘門的水洶湧而出,各地競相彙報死人情況。遵義地委召開「花園會議」,統計死人數據。周林知道後,派李蘇波專程從貴陽趕回遵義,指示不準統計,說:「不要把死人都記在共產黨賬上。」周林說話代表黨,誰還敢冒「找共產黨算賬」的險去統計死人數字呢?

在1964年貴州省「四清」運動整周林時,「三干會」上曾經統計過,但也沒有定案。「有的說一百萬,有的說幾十萬,吵了幾天沒有吵清楚」。遵義專區副專員說:「全省不下一百萬。」「三干會」簡報每日都送主席辦公室。隨貴州「四清」運動的不了了之,數字也沒有定案。「文革」期間傳言餓死160萬人,我們也沒有查證落實。

炎黃春秋》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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