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拿錢 早下手 共產邪靈相中中國的深層原因(組圖)

接上文:華俄威權煽起狹義五四雪泥鴻爪(中)

按:要在各國左派社會主義者「中間物色代理人,十分慷慨地為他們的旅行和工作出錢」,「盡量多拿錢、早行動」。縱觀共產國際24年歷史,它不就是造就了僅一個共產黨於其祖國——中共囿於中國——成功奪取政權嗎?其他乏善可陳。「遠東畢竟是帝國主義的致命弱點。不管現在在近東和歐洲歐洲發生什麼事件,將來解決世界歷史問題終究在這裡,在太平洋,在中國。」

九、俄共早就相中了周恩來

1917年,東北人周恩來(10)、湖南人張西曼,或許還有其時亦為南開中學學生的東北人馬駿都來過哈爾濱鄧潔民處,「謀劃創辦東華學校之事」。筆者猜測,積極支持鄧氏辦校以利革命事業的李氏,向莫斯科蘇維埃推薦了鄧氏,鄧氏向哈爾濱蘇維埃或者俄蘇共駐哈代表——也許是前述之人「利金」——推薦了周氏、馬氏(1920年一度住入該校)、張氏(這位仁兄其時名義上乃屬孫中山國民黨陣營)。解放後,周氏曾對南開校友說過:「鄧潔民幫助過我們,為早期的共產黨人做了很多掩護工作。」筆者判斷,周氏、馬氏從哈爾濱回到天津之後,就秉承駐滿俄蘇共黨分支以及北京李氏指示,在南開中學以及天津大肆開展革命活動。其時柏氏也從北京轉移到了天津。1917年周氏赴哈之時,鄧氏領他觀察哈爾濱蘇維埃發動的工人罷工。於此場合,周氏平生第一次聽到了《國際歌》。筆者判斷,周氏這次來哈,實為俄蘇共黨為他(應該還有別人)安排的一次「歐式共運見習」。走筆至此,筆者驀然醒悟,周氏1917年赴日前夕所寫那首七絕,原來隱藏著如下一眾官修黨史作家根本沒法想到的意思:

大江歌罷掉頭東,>欲往扶桑精研社會主義救我赤縣,

邃密群科濟世窮。>松花江聽罷國際歌予便東渡日本。

面壁十年圖破壁,>十年參透宇宙真理旨在理想實現,

難酬蹈海亦英雄。>豈容重凝陳天華蹈海亦英雄寒氛?

如前所述,周恩來可能早在1917年赴哈之時就已掛靠了俄蘇共黨。1919年中他從日本剛剛回到天津,馬上就狂熱投身狹義五四運動。英人迪克・威爾遜於其所著《周恩來傳》第一部(全書封長虹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11)中有如下說:「他帶著一批學生到法租界去給在北京大學任教並為共產國際工作的一個俄國教師謝爾蓋・包列伏依(即是柏烈偉——筆者注)打電話。威爾遜認為這是周氏第一次與國際共產主義的個人來往。」這「第一次」應是周氏所做偽稱,「第一次」怎麼就可能貿然打電話?電話號碼從何而來?在威爾遜書中,「第二次」乃是周氏到法以後,蔡和森「在蒙塔爾吉郊外一塊林間空地舉行的儀式上,介紹周加入了新民學會,這使周有機會參加由左翼作家亨利・巴比塞組織的有關時局問題的星期討論會。巴比塞很明顯是代表共產國際的。」

1919年9月16日,天津愛國青年團體「覺悟社」成立,周氏被推舉為會議主持,並被委託起草成立宣言,擔任社刊《覺悟》主編。覺悟社成立後第一次活動就是邀請李大釗來社演講。1920年8月16日,覺悟社有11個社員到了北京,請李大釗先生約集了北京的「少年中國學會」(李氏嫡系,陣容強大)、「青年工讀互助團」、「曙光社」、「人道社」等幾個團體於北京三處接連召開座談會,商量將覺悟社和它們合併成一個團體的事情。這顯然是為了今後組黨而做準備。除「覺悟社」的11個人外,北京方面有30多個人參加。

周氏1920年又去了一次哈爾濱,筆者相信,目的應是為其赴歐之行領取經費以及任務。筆者相信,周氏此次歐行實際並非旨在參加勤工儉學——有一傳說說他僅在雷諾汽車廠幹過三個星期,而就連這三個星期勞動都被他本人否認掉了,而是遵照共產國際指示說服勤工儉學者皈依共產主義,以及親臨歐洲先進國見習工人運動。據威爾遜言,天津大教育家嚴範孫發給周氏赴歐用獎學金500美元。據筆者所知,當時的500美元相當於1700銀圓,三年500美元亦即每月47銀圓。不過大陸網上有如下說:

後來周恩來因參加「五四」運動被捕,南開迫於政府壓力將他開除。嚴範孫愛才心切,捐款7000銀圓,資助周恩來赴法勤工儉學。周恩來在法國從事革命活動,有人勸嚴範孫停止資助,說周「用了你的錢,卻成為一個共產黨人」,嚴範孫卻說:「士各有志,不能相強。」

筆者相信1700銀圓/三年為準,7000銀圓/三年乃屬兀自誇大之數,而且應該是與另一嚴範孫獎學金獲得者李福景分享之數。事實之上,周氏到歐之後頭一年,經濟相當拮据,不可能每半年可得1167銀圓亦即每個月得389銀圓之數,這是47銀圓的8.3倍。另外,筆者相信,為人頗守信用的周氏不會一邊接受嚴範孫獎學金一邊逃避註冊歐洲大學。合理結論只有一個:周氏名義上接受的是嚴範孫獎學金,實際上接受的是俄蘇共工作金。嚴範孫獎學金即使有,也只是杯水車薪。據威爾遜言,其一,周氏本人曾對留法朋友承認他還有別的經濟來源。其二,1922年3月初,周氏在德國首都柏林住了將近一年。「有人說他住在坎特街,但另外有人說他在威廉斯特拉斯有一處漂亮的住所,月租金為12美元。根據一個來自四川的講德語的中國學生的說法,周恩來住在柏林時,房東的女兒愛上了他。她曾睜著圓圓的大眼睛告訴這位四川同學,儘管周預付了一年房租,但他只是偶爾住在那兒。另一位中國學生也證實了這個說法。」這就意味著周氏到歐之後至多一年,其生活水平就因得到共產國際高額津貼而大有改善,遑論工作費了。

顯而易見,經過兩年遠距考察、三年近距考察,共產國際決定重用既無大學學歷又無軍事經驗,但是表現佳、人品好的周氏。網上曾有一文這樣敘說:

周恩來……在工作和學習中與著名的保加利亞共產黨領袖、國際共產主義傑出的活動家季米特洛夫建立了友誼和信任……這位周總理的共產國際運動老師,與蘇聯的領導人斯大林是好友。正是這層特殊關係和周總理的超凡才能,使得周總理在於共產國際運行伊始階段就已經在中共黨內有了非常高的地位,所以總理到黃埔軍校擔任政治部主任就一點不奇怪了。

補充資料:1922年,季米特洛夫出席了紅色工會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和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並當選為紅色工會國際執行局委員;1924年,季米特洛夫出席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和紅色工會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被選為和工會國際執行局委員。

不過,筆者相信,1924年夏,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裡的地位很低,並不足以推薦周氏一蹴而就。但是筆者相信,一定是俄蘇共而非張申府的推薦起了作用。國民黨若做阻撓,還要不要俄蘇辦校撥款、組軍發槍?1919年3月在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上,被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的是季諾維也夫。季諾維也夫直接參與了共產國際和所屬的重要支部的最重要的決策。季諾維也夫還親自主持了1920年9月在巴庫召開的東方民族代表大會,主持了1922年1月在列寧格勒召開的遠東勞動人民代表大會,季諾維也夫可謂共產國際中最早關注民族殖民地鬥爭的領導人之一。儘管如此,筆者相信季諾維也夫並無可能直接認識周氏。不過,筆者相信,一定是季諾維也夫批准了共產國際西歐局對於周氏近距考察之後,做出的積極評價和鄭重推薦。那邊廂,鮑羅廷接到推薦,沒生異議,照薦執行。斯大林應與此事無關;季米特洛夫那時也不可能是什麼斯大林的好友。周氏高就,筆者認為,應和柏氏——中共北京局領導——按照程序決策模式第一推動舉薦密切相關。

筆者也不相信周氏赴歐就是為了接受特工訓練一說,周氏在歐接受的必然是「組織工人罷工乃至起義」的訓練(何地?何師?),其中可能有「如何獲取起義所需情報」科目。他不可能在歐白領薪金,長年閑著,僅僅「走走看看」。這也必是周氏積極羅致「軍閥」朱德入黨的主因。回國兩年左右,周氏便組織了三次上海工人起義。到蘇接受正規特工訓練的中共初期同級達人,乃是原為同盟會會員的吳玉章。不過吳氏歸國之後卻是學非所用。


李大釗、周恩來、張太雷、馬駿、季諾維也夫、斯內夫利特(網絡圖片)

十一、再揭俄共策動五四運動證據

有人可能恥笑筆者:共產國際1919年3月才成立,來得及策劃兩個月後就發生的狹義五四運動嗎?1919年3月共產國際成立之前,俄蘇共有可能輸出革命嗎?還有的人可能覺著困惑:「俄蘇經濟當時那麼捉襟見肘,窮得連麵包都得論克分配,哪有餘力輸出革命啊?」

對東亞下手早。維克托・烏索夫於其所著《20世紀30年代蘇聯情報機關在中國》,賴名傳譯(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3)早就對此做出了解惑(黑體字筆者轉):

——應該指出,早在共產國際成立以前,布爾什維克就開始大量資助外國共產黨和外國組織。儘管俄國遭到嚴重破壞,人民生活極端貧困……(48頁)

——早在1919年初,副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就向列寧呈送了關於向外國組織提供經費的問題的「絕密」級文件。他請求在1919年1月至3月「撥給外交人民委員會20萬金盧布用於援助東方工人組織和派鼓動員去東方進行宣傳」。在該文件列舉的擬派「鼓動員」去發動群眾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國家中,有南北中國、朝鮮、波斯、印度。(113114頁)

可見在1919年3月共產國際成立之前,俄蘇共黨就完全有可能撥款資助、派人來華策動「無產階級革命」了——開局就是狹義五四運動以及非基督教運動。

列寧有沒批准加氏建議呢?烏索夫所記述的史實再次做出了解惑:早在1918年10月,列寧就在兩封分別發給兩位下屬的絕密信件當中做出下列指示(黑體字筆者轉):「與法國進行秘密聯繫和在法國人、英國人中做宣傳工作時,不要吝惜幾百萬資金」,要在各國左派社會主義者「中間物色代理人,十分慷慨地為他們的旅行和工作出錢」,「盡量多拿錢、早行動」。(51頁)本文所述12人不正落入彀中?

列寧指示在華立竿見影:據史學大師金毓黼於其《李大釗與五四運動》(載於《觀察》1950年第六卷第13期)記載:李大釗擔任北大圖書館主任以後,就和在北京的數額認識有了來往。而在1917年十月革命以後,蘇俄就常常派工作人員進駐北京,並和進步人士建立了聯繫。金文寫於1950年,其時記憶猶新,假話未盛,「蘇俄就常常派工作人員進駐北京」14字實為洞見癥結之語。

東方各國無產階級政黨相繼成立的歷史表明:即使內部條件一應具備,仍需藉助俄蘇共黨/共產國際這個雙體助產士出手,它們才能呱呱落地。

除了加氏所說的「南北中國、朝鮮、印度」以外,其一,在東北亞,1918年末至1919年初,據稱:「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蒙古先後成立了兩個秘密革命小組——蘇赫巴托爾領導的庫倫小組和喬巴山領導的領事坡小組。1920年6月在俄蘇共黨的幫助下,兩個小組合併組成統一的革命組織。1921年3月1日,在恰克圖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宣布正式建立牧民階級的革命政黨——蒙古人民黨(1925年3月改稱蒙古人民革命黨),尋求共產國際的幫助建立獨立的蒙古國家。「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實際就是「在俄蘇共黨的策動下」。中共僅僅是「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成立的嗎?

其二,在東南亞,早在共產國際成立之前的1914年,荷蘭共產主義者斯內夫利特(馬林)就在荷屬東印度亦即印度尼西亞,組建了印尼共產黨的前身「社會民主聯盟」。斯內夫利特於1916年退出荷蘭社民黨,轉而加入荷蘭共產黨。荷蘭社民黨、荷蘭共產黨都曾屬於第二國際積極成員。由於:首先,為馬克思、恩格斯所合著的《共產黨宣言》,其開篇句、閉篇句分別是:「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其次,維基百科寫道:「歐洲各國無產階級認識到,他們有著共同的利益和敵人,無產階級必須在國際範圍內聯合起來,用無產階級的國際團結去對抗資產階級的國際聯合。這種意識促進了第一國際於1864年的產生」,「1889年在巴黎成立的第二國際,負有繼承第一國際事業的職責」。再次,早在十月革命之前,斯內夫利特就已敬仰列寧本人及其團隊,通曉列寧東方革命學說;他的第三次婚姻,娶的是一位1914年加入俄蘇共黨的俄國婦女;十月革命之前年,斯內夫利特就已在印尼貫徹列寧東方革命思想。復次,正是因為有著這一經歷,斯內夫利特被列寧親自挑選為共產國際派華策動組織共產黨的首位代表,就像毛澤東挑選陳永貴來帶動農業大幹快上一樣。維經斯基和斯內夫利特之間的分工應為:前者負責宣傳,後者負責建黨。所以筆者認為,(一)斯內夫利特其人早在「在組織上」入共產國際之前,就已「在思想上」入了共產國際;(二)十月革命成功之後共產國際成立之前,不僅荷蘭共產黨在歐洲,而且斯內夫利特在印尼都得到過俄蘇共黨資金支持。

無論從哪個方面看,中國都比外蒙、印尼地位重要得多,前景遠大得多。縱觀共產國際24年歷史,它不就是造就了僅一個共產黨於其祖國——中共囿於中國——成功奪取政權嗎?其他乏善可陳。斯大林曾經推卸責任地嘲笑過共產國際:「他們那一幫人都幹了些什麼?」不言而喻,王明最終得不到斯氏重用,此為原因之一。近墨者黑呀。

對中亞下手重。英國名記者彼得・霍普柯克於其所著《點燃亞洲烈火》(英文,尚無中譯。牛津大學出版社,1984)一書,披露了一件大陸歷史學家迄今仍為懵然不知的國際共運事件。

筆者前面已交代過俄蘇共黨1919年以後將目光從歐洲轉向亞洲的原因。以下內容主要出自霍普柯克的這本書(Peter Hopkirk.Setting the East Ablaz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點燃亞洲烈火》一書,披露了一件大陸歷史學家迄今仍為懵然不知的國際共運事件。
《點燃亞洲烈火》一書,披露了一件大陸歷史學家迄今仍為懵然不知的國際共運事件。(網絡圖片)

1920年秋,俄蘇紅軍兵敗波蘭,基本打消了俄蘇共黨繼續向歐洲各國輸出革命的念頭。俄蘇共黨領袖,尤以列寧為最,極感沮喪。但是時為共產國際效力的印度革命家羅易——對了,就是那位後來來華工作的共產國際代表——卻無絲毫沮喪:他一向認為世界革命應從亞洲而非歐洲入手。對於英國統治自己祖國感到怒火中燒,對於口號的厭倦隨之對於行動的渴望,羅氏開始構想一個大膽、宏偉的一箭雙鵰計畫,以圖既恢復俄蘇共黨的必勝信心,又結束英國對於印度的統治。在得到列寧和革命軍事委員會首腦托洛茨基的「請講」允許之後,羅氏提出:俄蘇共黨/共產國際在中亞地區招募以及訓練一支軍隊,用於入侵和佔領印度北部地區。俄蘇紅軍不必直接介入。因為看到英國對於戰敗國土耳其的強硬處置,因為擔心本土哈里發政教合一前途不明,成千上萬的印度穆斯林已在取道阿富汗前往土耳其,欲與仍然佔領著君士坦丁堡的英國軍隊作戰。但是由於食不果腹、身無分文,他們中的許多人滯留在了阿富汗,沒法繼續行進。這支軍隊可從這些痛恨英國的印度穆斯林中招募。羅氏相信,這支軍隊當會得到阿富汗國王的合作。另外,出於對於本國1919年敗於英國倍感恥辱企盼報仇的阿富汗反英國諸部落,在得到俄蘇武裝後,當會與這支軍隊共進退。與此同時,事先仔細籌劃的群眾起義也應在印度遍地開花,引發連鎖反應。這支軍隊——應起名為「上帝之師」——於是可以趁勢而上,一步一步深入佔據印度更多國土。列氏、托氏居然批准了他的計畫。列寧做了決定:「英國是我們最大的敵人。我們必須在印度給予英國最大的打擊。」至1920年11月初,羅氏計畫中的武器彈藥和軍事顧問列車已可離開莫斯科開往選做秘密軍事訓練地點的塔什干。軍校運轉起來之後,羅氏計畫下一步在阿富汗喀布爾設置一軍事基地,在阿印邊境地區設立幾個前進基地。

羅易計畫結果如何,原不是本文所要關心的,只說一句:當然計畫沒有變成現實,否則羅氏就不會於1926年底被共產國際改派來華了。俄蘇共黨/共產國際後來甚至設想過武裝馮玉祥西北軍、馬仲英回族軍,來行重新威脅英印政府。據說,後來英國政府出於緩和俄英在印矛盾,首先外交承認了蘇聯政府。

1921年獲任俄蘇政府駐華特命全權代表的越飛於其1922年8月30日給加拉罕的電報中說:「這個地方對我們非常有利,同世界資本主義的鬥爭具有很大的意義和巨大的成功機會。在這裡可以感覺到世界政治思潮很強大,例如要比列寧賦予同樣意義的中亞強大得多。」越飛又於他於1923年1月26日給俄蘇共黨、俄蘇政府、共產國際的信件裡說:「遠東畢竟是帝國主義的致命弱點。不管現在在近東和歐洲歐洲發生什麼事件,將來解決世界歷史問題終究在這裡,在太平洋,在中國。」(前引黃修榮主編、馬貴凡主譯書,112和215頁。黑體字原文轉)

筆者於此畫龍點睛:如今我們知道,列寧曾經賦予中亞和中國對抗世界資本主義的同樣的戰略權重;列氏既會在中亞投下那麼大的賭注,那麼完全可以推論,列氏也會在中國下同樣大的賭注,到底多大,期待後學能像筆者一樣不懈挖掘出來。

十二、斯氏惜中共奪權遲了三秩多

前蘇聯曾經駐華、駐美、駐緬資深外交官列多夫斯基於其《斯大林與中國》,陳春華、劉存寬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0)一書中記載,1952年8月17日,周恩來率領政府代表團抵達莫斯科。8月20日,周恩來與斯大林舉行第一次會談。斯氏對於中國進行「正義鬥爭」以及為蘇聯提供天然橡膠表示感謝。周氏對於中國給予蘇聯援助不夠表示遺憾。這時斯氏說了一句令人摸不著頭腦的話:「你們取得政權晚了,晚了30多年。」(一秩乃為十年)述及此事的中共官修黨史作者不乏其人,但是他們和他們的蘇俄同仁一樣,從來沒對斯氏此話加以探究。

筆者思考良久,提出以下解釋,覺著只有這樣解釋才是符合邏輯。

中共解放戰爭三年即可奪取全國政權,斯氏覺著國民黨軍,無論嫡系還是雜牌,都是出乎意料地弱,進而醒悟,原來民初各系軍閥也都是不堪一擊;中共抗美援朝可和聯合國軍打個平手,斯氏覺著經由蘇聯武器全面換裝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出乎意料地強,進而醒悟,原來列寧和自己都曾高估了中國革命武裝鬥爭取勝的難度。早知如此,當年——亦即1918至1921三年間——就應採用羅易解放印度構想來行解放中國。

大陸中俄關係史專家薛銜天於其《列寧與孫中山——為中國俄羅斯年而作》(見諸http://www.russiancenter.pku.edu.cn/yjcg/kywj/257910.html)一文當中追述(黑體字筆者轉):

列寧最早正式提出與孫中山建立直接聯繫是在1916年,當時他正流亡伯爾尼。在一次布爾什維克黨討論民族自決權的會議上,列寧說,俄國布爾什維克必須與孫中山和中國革命者建立聯繫……1918年蘇俄最困難時期,列寧又重提這個問題,希望得到孫中山的支援,以減輕東方的壓力。1920年6月旅俄華工聯合會舉行第三次代表大會……代表大會閉幕第二天,華工聯合會中的共產黨員成立了俄國共產華員局。該局成員劉謙在當年回到國內,同孫中山見了面。二人還討論了中國革命的宏偉設想:從靠近蘇俄邊界的新疆、蒙古,以及華南分三路合擊北京政府,解放全國。這次會見並不是列寧的具體指示,但確實是共產華員局根據列寧關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論和列寧急於同孫中山取得聯繫的心情,經過認真策劃而採取的行動。

然而,新揭蘇聯檔案表明,這個劉謙方案可是經由俄蘇共黨斟酌過的。前述「劉江給俄共(布)阿穆爾州委的報告」(1920年10月5日)有著下述字樣:「到上海後……我同孫逸仙進行了會談,會談的實際內容和我和他達成的協議如下:(1)立即把華南、俄國中部和遠東地區的革命力量聯合起來,以便能夠密切配合為反對北方現時的反動政府準備條件……」(前引黃修榮主編、馬貴凡主譯書,44頁)當時,在俄此類華工多達50萬(其中或有本地應召戰地華工30萬),加入蘇聯工農紅軍的華工多達六萬;滯法華工也有十幾萬,曾於1900年代長期潛伏哈爾濱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派成員舒米亞茨基在其回憶錄中稱:「我們不是偶然與中國工人聯繫,而是在他們當中相當有計畫的進行工作」,「我們不僅努力幫助他們提高階級覺悟,而且培養他們成為中國人民反對清朝專制的先鋒隊。」可見若果列孫合作,發動華人部隊三路進攻中國北方軍閥,骨幹兵源——工人階級——可是不缺。其實劉江就是劉謙,俄文名都叫費奧爾多。烏索夫著《20世紀20年代蘇聯情報機關在中國》,賴名傳主譯(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7)也提到他,不過賴名傳將劉謙譯成了劉前(139頁)。薛銜天為什麼要說那只是俄蘇共華員局的自發行動呢?有可能自發呢?

試問:列氏早在1916年就考慮動員中國進步力量與自身合作了,那麼在1918~1919年間,他反而會將中國的巨大利用價值忘在腦後嗎?斯氏覺著1918~1921年間俄蘇共黨本有力量三下五除二將中國各系軍閥推翻,從而讓共產國際中共支部一步登天,沒有什麼「沒有餘力輸出革命」的問題。斯氏免不了這樣想:1922年前若是沒有發動波蘭戰役,沒有批准羅易計畫,而是出兵中國橫掃千軍,不就事半功倍了麼?!

2019年7月15日於香港上水唐公嶺

2019-09-11T07:20:04-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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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www.secret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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